我父是原国民党的党政人员，去了台湾。我这一生，能跟共产党走上革命路，既平凡也很难忘。
我有两件存放了四、五十年的纪念品，记录着我成长中，在同心路上的一段经历。
其中有一件是我57年前，1956年的一份少先队的离队证明书。我是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（1949年10月成立之初叫少年儿童队，到1953年6月改为少先队的）。当时我在上海虹口区三中心小学读书，入队后，在中国共产党教导下，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，我感到光荣也很珍惜，处处以“三好”要求自己。原队章规定16周岁要离队，那时我已经在上海复兴中学念高二了。我是那么地恋恋不舍，所以至今珍藏着复兴中学少先队大队委员会颁发的“离队证明书”，因为这里珍藏着我儿时对少先队的深厚感情，为了保护好这件纪念品，我将它“塑封”起来。每当我作为校外辅导员到少先队员中间去讲课时，我很骄傲地告诉孩子们，我是你们的老队友，你们看我是多么怀念和珍惜少先队的生活，50多年前的离队证书还保存着，孩子们既好奇也很激动。我用自己的成长经历感染着他们，让他们更加自觉地珍惜少先队员的荣誉。
在我离队之前，我就在争取加入共青团组织，可是由于台属的家庭出身，入团可不太容易，别的同学入团由学校团委直接批，而我的申请报到虹口区委，延迟了半年后，到1957年终于获准，但团龄仍从1956年起算。艰难的审批过程没有动摇我紧跟党走的决心，我更严格地要求自己。
在1958年的高考中，我因为台属未能升大学，但是根据我个人各方面的表现，直接被安徽省省直机关录用了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工作虽有变动，但我不仅是一个合格的共青团员，还担任着支部委员。文革中党、团组织停止了活动，在恢复共青团组织生活后，团员都到了离团的年龄，出现了青黄不接的问题，当时我所在的铜陵有色机关团委要求我们部分团干先不离团，等有了接班人再离团。直到1974年，我已当了18年团员，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共青团组织。近40年了，我还一直保存着“离团纪念证”。我从少先队员到共青团的特殊经历，整整有25年之久，至今仍历历在目，难以忘怀。
六十年代初我曾写过入党申请，在当时，入党对于我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我不放弃努力，党组织也不嫌弃我，吸收我参加一些积极分子活动。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工作单位的党组织着手考虑我的入党问题，但为了发展民主党派地方组织，当时铜陵市委统战部向市民革组织负责人推荐了我，我学习了民革章程，了解了新时期中共领导下，多党合作的重要意义，既然是党组织需要，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加入民革，与中共“肝胆相照、荣辱与共”，做一个与中共同心同德，亲密合作的参政党党员。近30年来，我曾当选为铜陵市科技先进工作者，在我调到学校工作后，又被市委市政府评为优秀教师。在政治上，组织给了我莫大的信任和荣誉，担任了两届省政协委员。我记得在省六届政协会间，省电视台采访了我，并播出了我期盼祖国早日统一的心声。
十八大以来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已经绘就，也为祖国统一创造了坚实的基础，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不断发展，经贸和人员往来进一步密切，去台自由行的城市最近又增加了一批。就在今年清明节，我妹妹一家和大姐的孩子，从上海以自由行方式，到台北阳明山父亲的墓地祭拜。我也等待着大陆能以自由行方式去台湾的城市扩大到铜陵市，到时我也能去父亲坟前拜祭。
我虽已退休多年，仍在为强国梦发挥着余热，担任铜官山区人大代表和基层关工委工作，我也要尽绵薄之力，为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斗终身，争取台湾早日实现统一，到那天中华民族更将昂首屹立在世界的东方！